日前，一則10歲孩子偷偷給一款手機游戲充值近2萬元人民幣的報道引起關注。據不完全統(tǒng)計，自2014年開始，“熊孩子”瞞著家長網絡消費的情況增多，在手機游戲、網絡直播爆發(fā)式增長后更有進一步增長趨勢。在防范未成年人非理性網絡消費方面，所涉及的各方應該承擔什么責任，存在較大爭議。
案例增多，成投訴熱點
在這類網絡消費事件中，“熊孩子”多為小學生和初中生，在父母事先不知情的情況下，使用父母的手機或者賬號消費，金額在數萬元到幾十萬元不等，主要用于游戲充值和直播打賞，而且很多孩子還在消費后將銀行的通知短信刪除，導致父母無法在第一時間發(fā)現并處理。
可見，這些孩子對手機游戲、直播打賞等網絡消費以及移動支付都比較熟悉。這與中國智能手機、移動支付的普及密切相關。據《中國互聯(lián)網絡發(fā)展狀況統(tǒng)計報告》顯示，截至2017年12月，中國手機網民規(guī)模達7.53億人。而在手機網民中，19歲以下網民占比近23%，約1.71億人。在手機使用低齡化趨勢下，很多小學生都配有手機。而在網絡支付中，70%的網民會通過手機支付，其中就有不少未成年人。
近兩年，手機游戲和網絡直播用戶也迎來爆發(fā)式增長。截至2017年12月，手機游戲用戶達到4.07億，占手機網民的54.1%;網絡直播用戶規(guī)模達到4.22億，較2016年增22.6%。而在手機游戲和網絡直播等網絡消費方面，很多家長還未形成未成年人需要監(jiān)管的意識。一家機構的調查顯示，只有約47.6%的人認為對于未成年人玩手游需要進行嚴格監(jiān)管。而從多起“熊孩子”巨額網絡消費事件看，起因甚至是一些家長主動給孩子手機，讓孩子玩游戲放松壓力。
今年2月，山西省消費者協(xié)會發(fā)布提醒稱，手機游戲引發(fā)的消費糾紛已成為新的投訴熱點。
責任在誰，公婆各有理
在“熊孩子”網絡消費事件中，對于誰是責任主體也是幾經探討。最初矛頭所指，是提供游戲和直播等網絡消費的平臺。
民法總則規(guī)定，不滿8周歲的未成年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實施民事法律行為。8周歲以上未成年人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其民事法律行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得到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認。如此看來，如果游戲廠商和提供游戲的網絡平臺未能發(fā)布關于未年人消費的公告，未在登錄、支付等環(huán)節(jié)設置相應的審核條件，不能有效對未成年人身份進行識別，不能讓未成年人的支付行為得到家長追認，將不僅在未年人保護方面失職，相應的消費行為也應撤銷。這也是家長要求平臺退款的主要理由。
而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程嘯認為，監(jiān)護責任是父母對未成年人子女的法定責任，父母是避免未成年人非理性網絡消費的第一責任人。如果家長平時疏于對孩子的網絡消費進行監(jiān)管，也未對網絡支付密碼等有效保管，甚至對孩子上網不加干涉，出現孩子非理性網絡消費則家長難辭其咎。
還有觀點認為，對于互聯(lián)網監(jiān)管，政府需要承擔監(jiān)管責任。司法部研究室副主任李富成就建議，在監(jiān)管方面能夠出臺具體的法律法規(guī)或者司法解釋。
如何防范，還需再探討
責任可以理性劃分，但實踐起來卻面臨重重障礙。有分析指出，游戲充值、直播打賞等網絡消費的特殊之處在于，參與主體并非面對面而是通過網絡進行交易，網絡平臺無法對消費者信息進行實質性審查。因此，無論是劃分已發(fā)生的消費行為的責任還是防范未成年人非理性網絡消費，首先就要進行交易主體識別。
有觀點認為，網絡支付是通過第三方支付平臺實施的，如果第三方支付平臺通過身份證實名制認證了消費者的信息，網絡平臺是可以據此認定該消費行為是正常網絡消費。但這顯然低估了現實情況，目前未成年人不僅可以偷用父母手機進行消費，還可以盜用父母名義注冊，或者以其他親人名義進行消費。這些未成人與成年人的混合消費很難辨別，這是目前眾多家長通過司法渠道要求退款的難點所在。
另有觀點提出，可以針對未成年人網絡消費特點，制定有針對性的法規(guī)，平臺則可以在技術上采取相應措施。有網絡平臺業(yè)內人士認為，未成年人網絡消費具有充值比較集中、一般集中在放學或者晚上、非理性等特點。不過程嘯認為，未成年人雖有一定的群體性消費特征，但很難依此斷定符合這些特征的消費行為就是未成年人消費，不符合就不是未成年人消費。
如何定義“非理性消費”也存在爭議。此前北京二中院少年庭法官陳光旭就指出，未成年人大額消費與正常消費的界限，在法律上并無統(tǒng)一的標準。他認為，這種界限需要根據未成年人年齡、智力、精神健康狀況和消費行為發(fā)生地的實際生活水平來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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