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個人債務清理，溫州人蔡先生有條件中止了對200多萬元債務的清償義務。他與債權人最終達成免除部分債務的共識。未來，他的生活將獲得必要保障，這也意味著，他和他的家庭有機會重新創(chuàng)業(yè)，開始新生活。
這是前不久溫州中級人民法院對外公布的一起個人債務清理案件，經輿論貼上“個人破產”“制度破冰”等標簽后廣受關注。而毗鄰溫州的臺州，也有多年的先期探索。
多位專家、法律界人士認為，開展個人債務清理可視為對“個人破產”部分功能的探索。在當前部分地區(qū)“執(zhí)行不能”案件積壓、市場主體缺乏相應退出機制等矛盾下，個人債務清理探索具有明顯的現實意義，也是多年以來法律界呼吁建立覆蓋各類市場主體便利、高效、有序退出制度的有益嘗試?！督洕鷧⒖紙蟆酚浾咴谂_州、溫州等地調研了解到，不管是個人債務清理，還是個人破產制度，破冰后仍有相當長的探索之路，需審慎前行。
“執(zhí)行不能”案件堆積成“堰塞湖”
溫州平陽這起債務清理案件中，債務人蔡先生因為經營企業(yè)破產，導致個人需要對214萬元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但經過第三方財產核查，蔡先生的資產情況目前只有現就職公司1%的股權(實際出資額5800元)，一輛已報廢的摩托車及零星存款。蔡先生目前每月收入4000多元，個人又患有慢性疾病，確無能力清償巨額債務。
2019年8月，溫州中院印發(fā)《關于個人債務集中清理的實施意見(試行)》，通過建立個人債務集中清理機制，在保障全體債權人公平受償和防范打擊逃廢債行為的基礎上，給一些誠信的被執(zhí)行人以重生機會，進一步優(yōu)化營商環(huán)境和完善“執(zhí)行不能”案件有序退出機制。
因此，經債務人申請、債權人同意，這起案件于今年8月啟動清理程序。最終，蔡某提出按214萬元債務的1.5%清償比例即3.2萬余元，在18個月內一次性清償的方案。同時，蔡先生承諾，該方案履行完畢之日起6年內，若其家庭年收入超過12萬元人民幣，超過部分的50%將用于清償全體債權人未受清償的債務。債權人同意債務人可以自清理方案履行完畢之日起滿3年后，恢復其個人信用。
實際上，類似本案中蔡先生這樣，因企業(yè)破產產生自然人連帶責任擔保的債務問題，在我國部分經濟社會活躍地區(qū)非常普遍：為了獲得銀行貸款，自然人擔保向金融機構融資，最終因為經營不善導致企業(yè)破產，個人對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如果不進行個人債務清理，經過訴訟程序，這類案件最終因為部分債務人確無償還能力，演化為“執(zhí)行不能”。
以臺州為例，據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執(zhí)行數據統(tǒng)計，2018年以“終結本次執(zhí)行程序”為執(zhí)結方式的案件數量為31798件，約占所有執(zhí)結案件的39.97%，其中涉?zhèn)€人的案件數約為28099件，占比88.37%。這些涉及個人的無財產可供執(zhí)行案件只能作上述處理，導致陳案越積越多。
受訪法院執(zhí)行法官普遍表示，終結本次執(zhí)行程序只是按下了暫停鍵，實質上仍積累了大量“無解”的執(zhí)行案件。一方面，這些“執(zhí)行不能”案件仍舊會耗費大量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債務人失去創(chuàng)造新的社會財富的動力，累及老幼等家庭成員，還可能產生因暴力催收等引發(fā)的社會問題。
臺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長錢為民從2011年起，多年研究并參與探索了個人債務相關清理程序。錢為民表示，臺州地區(qū)個人資不抵債的事實大量存在，對誠實但不幸的企業(yè)家，個人債務清理體現的是一種鼓勵創(chuàng)新、寬容失敗的社會導向。
頂層設計和基層試點探索并行
雖然我國破產法尚無個人破產制度，但實際上近年來，具備若干相似功能的個人債務清理，已在制度設計和基層探索方面邁出步伐。
今年全國兩會上，來自浙江、四川的人大代表建議適時推動建立個人破產制度。
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深化執(zhí)行改革健全解決執(zhí)行難長效機制的意見——人民法院執(zhí)行工作綱要(2019—2023)》顯示，人民法院將開展與個人破產制度功能相當的試點工作，為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打下實踐基礎。
今年7月，國家發(fā)改委等十三個部門又聯合印發(fā)了《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該改革方案提出，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的總體目標是逐步建立起與現代化經濟體系相適應，覆蓋企業(yè)等營利法人、非營利法人、非法人組織、農民專業(yè)合作社、個體工商戶、自然人等各類市場主體的便利、高效、有序的退出制度，市場主體退出渠道進一步暢通，市場主體退出成本明顯下降，無效低效市場主體加快退出，為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提供有力支撐。
除了人大議案、有關部門參與制度設計、法學界理論研究以外，浙江溫州、臺州等地的基層試點創(chuàng)新也已歷經多個階段。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多年探索個人債務清理的浙江臺州市縣兩級法院采訪了解到，從2011年開始，臺州兩級法院已開展相關業(yè)務，包括探索將公司股東財產與公司財產合并破產的處置機制;在執(zhí)行程序中試行執(zhí)行義務宣誓退出機制和借鑒破產管理人制度，在執(zhí)行中形成法院強制執(zhí)行與管理人財產及債務狀況調查相結合的工作機制等。
臺州黃巖法院執(zhí)行局局長林森從1990年代末開始從事執(zhí)行工作。他表示，這些探索背后是為了破解執(zhí)行難反復做的機制優(yōu)化。
“例如，原來通過債務人宣誓可以終結本次執(zhí)行程序。這一機制的好處是讓誠信的被執(zhí)行人避免被拘留、曝光等，但不足以把債務、債權關系狀況揭示清楚，也沒有真正實現退出。”林森說。
因此，2018年5月起，臺州中院民二庭與執(zhí)行庭開始試行《在執(zhí)行程序中引入個人破產清算機制操作規(guī)程》，引入管理人制度，由第三方對被執(zhí)行人債權債務情況進行詳細梳理，包括發(fā)現隱匿財產等，調查范圍更廣、內容更細，形成清理報告。案件也真正做到執(zhí)行程序終結，真正退出了執(zhí)行程序。
截至2019年8月底，臺州法院已有4起案件執(zhí)行程序終結，8起不符合條件恢復強制執(zhí)行。
甄別“誠信債務人”
目前臺州、溫州個人債務清理已制定相關規(guī)程。以臺州為例，根據《執(zhí)行程序轉個人債務清理程序審理規(guī)程(暫行)》，法院首先會對債務人負債原因進行調查，確系誠信經營無法清償債務，或經法院強制執(zhí)行措施后，財產不足或無財產清償全部債務等情況時，可適用個人債務清理程序。而對于存在因賭博、揮霍消費甚至欺詐等不誠信行為的“老賴”，將不能適用債務清理程序。
隨后，法院將對甄別為誠信債務人的申請人，制定不同的“還債計劃”。簡單來說，就是將誠信債務人分為兩種，一種是完全喪失還債能力的，另一種是尚有可償還能力的。前者，法院會依法指定管理人，對債務人財產和債權債務進行全面、公平的清理和償還;后者，法院會積極促成債務雙方進行談判，合理協商還債辦法，比如免除一定債務比例，或通過分期形式來償還。
此外，法院還將對債務人作出行為保全令，設定4到6年的“考察期”，這段期限內，債務人相關行為和身份資格仍受限制。在此期間，對債務人不誠信行為加強民事制裁和刑事追究力度。
個人債務清理具有多重意義
已有案例顯示，通過個人債務清理，債務人明顯獲得了生活改善，同時也提高了其重新投入工作、創(chuàng)造價值的積極性。受訪法律界人士認為，透過個案，這一探索還將釋放更大的積極意義。
首先，將有利于鼓勵個人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浙江鼎聯律師事務所律師楊常彩表示，個人債務清理的目的在于鼓勵創(chuàng)新、寬容失敗、保障生活，并通過免責、有條件復權等機制鼓勵債務人積極融入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
其次，為“執(zhí)行不能”案件探索制度性退出路徑。上海漢盛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旻表示，司法實務中“執(zhí)行不能”案件中個人債務案件占比較大。個人破產制度的落實不僅節(jié)約了司法資源，特別是債務豁免措施的執(zhí)行，為這類案件探索制度性退出路徑，有助于切實化解社會矛盾，破產復權制度的積極適用也為個人參與市場經營活動提供了可能。
最后，這一探索或將提高市場主體的風險意識。有金融界人士分析，個人債務清理以及未來可能到來的個人破產制度，將從源頭上改變金融機構的產品設計、放款策略和風險評估。例如，不再是簡單地通過自然人擔保，獲得抵、質押品和無限連帶責任的承諾后就放款，也減少一些相對激進的放貸行為。
但與此同時，輿論也不乏質疑之聲，主要認為個人債務清理、個人破產等制度與“父債子償”等傳統(tǒng)觀念存在一定抵觸;對程序執(zhí)行缺乏信任;以及擔心因社會信用體系等配套制度暫不健全，造成虛假破產風險等。
推進過程將漫長而謹慎
數據顯示，截至8月底，臺州兩級法院已對14起案件實施債務清理，其中4起案件執(zhí)行程序終結、8起不符合條件恢復強制執(zhí)行、1例達成部分減免和分期還債計劃、1例債務人失聯終止。截至目前，溫州兩級法院已對經過篩選的19件具體案件啟動清理程序。
針對輿論關注的誠信甄別、事后監(jiān)督、征信信息采集與公布、打擊逃廢債和虛假破產方面的問題，錢為民等法官、律師管理人和相關學者認為，具體規(guī)程仍需不斷完善。
楊常彩表示，從管理人角度，個人債務清理相對于企業(yè)破產清算來說，財產更加分散瑣碎，所以調查難度更大。同時，現有管理人制度需要債務人較高的配合度，且調查手段相對單一。因此，以律師作為管理人，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律師調查令權限，擴大調查令社會知悉度等。
北京外國語大學個人破產法研究中心主任劉靜認為，臺州等地的探索為我國未來可能到來的個人破產制度設計，包括免責制度的設計，道德風險的防范，自由財產的范圍，失權的具體內容，更生計劃的制定，強制執(zhí)行制度和破產制度的銜接與功能分界，家庭住宅及其抵押貸款的處理，夫妻、家庭以及合伙人的共同破產或者單獨破產，個人管理人的更多應用和履職特點，遺產破產等重要問題提供了鮮活而豐富的經驗。
劉靜同時提醒，目前探索要注意以下問題：一是必須強化債務人的誠實義務和協力義務，通過制度設計強化違背前述義務的不利后果，通過自負其責喚醒債權人對自我行為的約束;二是確保賦予債權人一定的程序參與權，包括知情權、異議權等，保證信息的暢通和透明，促進程序的及時回應，加強債務人和債權人的溝通與理解;三是對于實踐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復雜問題，要及時進行充分的學術討論和法律分析，為立法機關提出相對合理、兼具學術性和實踐性的解決方案。
個人破產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改革，關聯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非常多。她建議選擇較小空間范圍先行試驗，可以將地方試驗對國家法制統(tǒng)一的挑戰(zhàn)控制在合理范圍內，不僅可以有效地控制試驗風險，也降低了立法試錯和法律運行的法治成本。
此外，推動個人債務清理，乃至個人破產制度建立還需要相關配套制度建立健全、立法探索等，這一推進過程也將相對漫長而謹慎。
錢為民表示，個人破產制度是社會誠信體系的一部分，與征信、失信懲戒等相關制度互相關聯，其制度的推出，不存在孰先孰后問題，而應當相輔相成，協同推進。
“對債務人而言，進入個人破產，意味著行為和身份資格受限，財產受到管理人監(jiān)管，被貼上破產人標簽等;債權人也不希望債務因清理最終被免責。所以未來，我認為個人債務清理應是債務人和債權人都極力避免進入的程序。這也許是制度設計最理想的狀態(tài)。”錢為民說。(記者吳帥帥 王俊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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